行走苏州——在临顿路上

旅行 12 2018-12-07 17:20

2009年,那是一个秋天的周末,我随着班级秋游活动来到苏州,当时仅仅知道去了一个游乐园、寒山寺和观前街,却不曾将这些与这个城市联系起来。后来很长时间,我甚至不曾记起这个城市,只会偶尔想到游乐园里不敢尝试的冒险和寒山寺里的唐诗。

也许是缘分,2011年在好友的介绍下,我与他一起报考了苏州大学研究生。并没有过多了解这座城市和这所大学的我竟然真的就走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中……

临时停顿的脚步,却深深恋上了这片历史悠远的土地,并开始细细品读这里的故事。行走苏州,遥想古人的故事就在我生活中慢慢展开。历史系出身的我,自然容易对苏州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对苏州的爱,也是对自身兴趣的回应。

工作在苏州大学本部,经常不知不觉就会走到平江路,然后是临顿路。有时候,我走在路上,想象自己走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否有那么几分瞬间,迎面会碰到几件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而这种感觉只有一个人带着“梦游”的心境才能体会,所以我常常一个人走在历史的路上。

临顿路,多么奇怪的路名,是人名还是史事纪念,曾今引起我的注意,而我却总想在行走中去发现蛛丝马迹,却往往难觅踪影。为了解这段不曾熟知的历史,我走进了历史长卷中,求诸历史学研究的工具,临顿路上发生的历史故事在纸上投影到我的记忆中。我在阅读中仿佛一个人行走在临顿路的历史长廊中,总能看到有趣的一个个故事和那些历史名人。历史曾在这里停留:

岁月悠悠,流水悠悠,岁月沉浸在流水里,流水浮漾在岁月上。走在历史长卷的临顿路上,我遇到了迎面而来的唐代诗人陆龟蒙。在与陆对话中,才知晓其落籍苏州,早年游历四方,经历了青冥垂翅的科名蹭蹬,厌倦了碌碌因人的僚属生涯,陆龟蒙完全绝意仕进,不求闻达,退居乡里,走上了读书著述自娱的隐逸道路。临顿里地幽境僻,恰可容他度过闲适清贫的自由生活。陆龟蒙与皮日休,世称“皮陆”,常以诗会友,往来频繁。皮日休曾怀着羡慕之情这样描写逸居环境:一方萧洒地,之子独深居。绕屋亲栽竹,堆床手写书。高风翔砌鸟,暴雨失池鱼。暗识归山计,村边买鹿车。(《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郛郭,旷若郊墅。余每相访,款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题屋壁》之一)陆龟蒙所隐居之处,后被明代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所得。同样仕途失意归隐苏州的王御史,将宅邸园林命名为“拙政园”:暗喻自己把浇园种菜作为自己(拙者)的“政”事。想来这也是数百年前陆龟蒙的心境吧。

临顿路所在的姑苏城隶属江南,而江南的繁华故事却是在宋明之间为盛,明清鼎革之际更是江南情愫最为纷杂之时。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曾猜想1642年前后,吴梅村曾与柳如是、陈圆圆、卞玉京、董小宛等聚会临顿里(拙政园恰在临顿路上,旁边还有狮子林)。卞玉京住在临顿路,柳如是和钱牧斋游姑苏时,便舍弃拙政园的厢房,而跑去找卞玉京叙旧。吴梅村曾在此创作《临顿儿》,描写临顿路上的贫困小儿被迫卖身豪门作歌舞男妓,想来是在暗喻晚明江南,作者追忆过往,身世浮萍。

在明代遗民的历史哀叹中,临顿路早已没有了处处笙歌鼎沸,也不见南渡之人的离乱,有的是太平盛世灯红酒绿的繁华与车水马龙的喧嚣。这也在宣告着一个乾隆盛世的到来,临顿路上蛰居许久的一位大医生——唐大烈,他辑录吴中四十余名医家约百余篇文章为一书,名《吴医汇讲》,共11卷,刊于1792年,是我国出现最早的医学杂志。

古籍中的临顿路故事吸引众多的仍然是大人物的故事,而近代报刊资料上的临顿路更多的眼光乡下,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1874年12月18日,那还是晚清时期,那一年同治帝病逝,而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出生,而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虽然常常占据历史舞台,而姑苏城里依旧上演着普通老百姓的微观生活。那天上海的《申报》报道了苏州一个正能量的新闻,题目为“沈芝泉善報”,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苏州城里临顿路上有一家“真野荸荠”茶食店,主人叫沈芝泉。主人家境并不富裕,但慷慨好义。有一王姓人因运气不佳,无力偿还沈的债务。沈却不追究,当场焚毁债券。后来茶食店失火,殃及周边,却独独没有烧到沈家,可谓上天庇佑施善人。

苏州茶食业界的老字号在现在人看来似乎仅有稻香村、采芝斋等,而却渐渐忘记了临顿路上苏州最古老的茶食业老字号——荸荠茶食店。据沈氏后人称,荸荠茶食店始创于乾隆年间(1745年),店主为沈氏。经两三代人的打拼,终于在临顿路钮家巷开设一爿茶食店。而店名得来更加具有趣味性和故事性,甚至有一些传奇色彩。传说,当时开店挖地基时,挖出一块带尖的扁圆形大石头。这块石头的表面呈赭红色,晶亮光润,状似珍宝。求之于道观长者,曰:此石类荸荠,乃祥瑞之兆。于是,茶食店以“野荸荠”命名。沈氏族人以诚待人,善加经营,野荸荠茶食点成为茶食业界首席,曾特供朝廷贡品。沈氏族人的君子德行,如水至清,为临顿路的文化底蕴注入了人文的气息。

这种人文的气质似乎一直都是临顿路的内在底色。

我在纸上的临顿路,遇到了老东吴大学的姚伯希先生,他告诉我1905年4月发生的一个故事:在临顿路上的钮家巷里有一个胡咸登栈,“苏州放足会”与“吴门天足会”在客栈中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分为男女两个分会场,男嘉宾由姚伯希接待。

我知道1901年,清王朝曾以“上谕”通令全省,劝导妇女不再缠足,可是传统势力因旧礼教约束,非但已经缠足的不肯解放,且对幼女依旧强迫缠足。开风气之先的吴中大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谢长达认识到朝廷一纸具文不能起到作用,需做有组织的扩大宣传,才能形成妇女放足的风气。因此,翌年在十全街夫家王太史第发起组织“放足会”。这也就是姚伯希先生告诉我的故事,临顿路见证了江南妇女解放运动的盛况,也增加了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

我走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临顿路,听闻这样一个有趣的人文故事:1949年2月,《申报》刊布一条启示:“李汝柏兄鉴,弟自汴来沪寻兄未过。见报速赐函——苏州临顿路59号山河书店苏州分店——为盼。弟朱缙章启。”原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宣传进步思想,朱缙章、沈则诚等在河南汴州(今开封),开设“山河书店”。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山河书店主要受众群——河南大学师生南迁苏州。为了继续宣传进步思想和经营实际考虑,山河书店在苏州开设分店,分店即开设在临顿路59号,开封店由朱缙章负责。开封店负责人南渡寻友而不见,便在报上登启示。

有时候想来真是奇妙,纸上那么多的古人曾经走在这条我现在走的路,那么多的故事曾经发生在这条路上。两千多年的路又远又长,临顿路一直都在,而人事有代谢,不知多少年后又有他人想到此时信步其间的我,正如我信步其中,踩着了周瑜的脚印。

行走许久的临顿路,让我不得不兴奋地去寻找她的源头——那个传说中的春秋故事。

吴王阖闾继位后,曾命伍子胥建都城,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精准时间是公元前514年),而这一年传说是孙武完成《孙子兵法》的年份。孙武、伍子胥是吴王阖闾成就春秋霸主的股肱之臣。公元前508年,来自黄淮沿海的东夷人侵袭吴国东面国境。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意气风发,亲自率军出征。吴军行军至现在的临顿路,这个停顿进食之处曰“临顿”。于“临顿”所建之桥,曰临顿桥。今有临顿路、临顿河。苏州人因古音读作‘伦敦路’。一场春秋战争为苏州留下来一条历史人文的道路。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在《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提出:“战争很少是‘绝对战争’;它只是由忠诚、希望和期待等各种相关因素组成的变化不定的整体中的一个侧面而已”,“军事目标依赖于总的政治形势”。

临顿路得名于一场战争,也因为一场战争而改过称呼。

20世纪30年代以后,贪婪的大和民族侵略者一再进逼,中日战争避无可避。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囿于多种原因,迟迟不愿“摊牌”,但严峻的形势,还是迫使其对中日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出了一定的应对。比如,这一时期,国内主要报刊也纷纷加强了激发民族精神的宣传报道,如《申报》为“激励民气”,开始辟出专版,定期刊载介绍有关中外民族英雄事迹的文章。此外,地方政府也开始着手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并在民众中普及战时自救知识。在苏州,这种战前动员气氛同样十分浓厚。为“激扬民气”,1937年2月,吴县有关方面开始将苏州主要街道改名,以“民族英雄”作为新路名。如将廉溪路、松鹤板场、狮子口合称干将路;将护龙街改名为中正路;将观前街改名为中山路;将景德路改名为中华路;将东西北街及娄门大街合称则徐路;将临顿路改名为继光路;将驸马堂附近改名为子胥路;将葑门大街改名为仲淹路。

而今,临顿路依旧被大家亲切地叫作临顿路,只是不再是姑苏城里最繁华所在,地铁在此设站,早已看不到马蹄哒哒的石板路,路两边朱门绮户早已没了踪影。临顿路一直都在,一直等待行走在路上的我们去倾听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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