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 | 我们唱着歌,赞美一个时代的勇敢

电影 18 2018-01-13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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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抗日战争的炮火映红了大半个中国。

位于祖国西南角的昆明,贫瘠的土地上养育着同样一贫如洗的人民。

机场劳工组成“传送带”,用肩背和绳子运送巨大的石块,用手排列出跑道的地基。孩子顶着如草垛般的烂发,骨瘦如柴,光着脚在砖红的土地上奔跑。

有一天,孩子们惊讶地发现,天空中有一架飞机会往下投食物,那些香甜的冰糖和罐头,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礼物。每次投完,那架飞机都会摇晃一下机翼,像是在和他们问好。

孩子们欣喜地叫它“晃晃”。

下大雨的时候,茅草房的屋顶让人无处藏身,残废的传教士先生告诉孩子们:唱歌吧,唱歌可以忘记饥饿、寒冷和苦难。于是歌声响起。

天赐恩典,如此甘甜。

我等罪人,竟蒙赦免。

昔我迷失,今归正途,

曾经盲目,重又得见。

如此恩典,令心敬畏,

如此恩典,免我忧惧。

在歌声响起的同时,他们的“晃晃"和飞行员叔叔,正在昆明的上空和日军进行激烈的交战,在惨重的伤亡面前,他用决绝的勇气撞向了敌船。赴死之际,飞行员默念了一句:“妈,对不起。”

歌声依然在人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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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情节出自电影《无问西东》里一段飞行员的故事。也许它是一段虚构的情节,但我们依然可以把它看作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一个浪漫、沉重、壮烈的年代,哺育着一批同样秉承理想主义、勇气和真诚的青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1 月 1 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然而,开课仅两个月,南京失守,长沙临大奉命迁往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三校师生历尽艰苦,转徙数千里,来到边陲昆明。在经费、校舍、设备均奇缺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平地而起地成立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治校的精髓。

当时的校长梅贻琦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层层周旋。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质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等方面获得支持。

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梅贻琦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不定什么时间起飞,可能一天走不成,第二天再来试。1941年春夏,梅贻琦到重庆办事,后去了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 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最后到成都访问了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大雨浇灌下的西南联大,雨沿着教室的横梁肆意泼洒,大风猛掀房子的屋顶像是一场对决。讲授物理学的老教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杨振宁等若干学生便静坐在位置上,任雨水淹没脚踝。推开窗,外面是在雨中奔跑的学子,他们喊着口号,像是喊出了一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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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如问联大如何得以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的手中传递下来。

但是这份学术自由、民主堡垒之精神,却是他们咬紧牙关继承下来的。

比如著名诗人闻一多,当时一家人住在云南乡下的史家营。工资低的可怜,甚至无法满足基本温饱。因此常常是饱一顿饿一顿,饭菜也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米饭。其实他本可以携家属出国,但是要他撇下正在遭受侵略者铁骑蹂躏的祖国和饱受苦难的学生,他实在于心不忍。

后来实在是迫于经济压力,闻一多先生的朋友们给他出了个主意:刻印章。要知道,民国时期的文人脾气都十分骄傲,他们虽然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但骨子里还是文人腔调、世人精神。士在中国古代是个独立的阶层,其生存不依附于统治者和权力集团,皇帝和他们讨论问题都讲究“平起平坐”。

因此闻一多先生刻章卖钱,实属无奈之举,是向生存低头。

但当时的校长梅贻琦还带领许多知名教授给他刊登广告,顶着西南联大的脸面,大家把无奈深深地吸进身体里,只字不提。

尽管如此,西南联大还是培育了最多的大师,学者更是数不胜数。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利用西南地区的特殊条件 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为我国培养了新一代民族语言研究人才。

贺麟创立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工作,造就了不少哲学翻译人才。

金岳霖的 《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整理而成,他的哲学代表作 《论道》是他在联大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构思完成的。


04/

电影是由四个故事串联起来的。其中贯穿始末的线索,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指引着人们,去面对或盲从、或黑暗、或动荡、或浮躁的时代,给我们伟大的精神世界一计闪耀的光芒。

这个精神的起点,是祖峰饰演的梅贻琦看出了学生吴岭澜的迷茫,他明明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却笃信最好的学生都在学实科,而在人生的路口犹豫徘徊。

梅贻琦说,真正的真实,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这段教诲让吴岭澜开始思考人生,他后来看到泰戈尔的演讲,看到站在泰戈尔身旁,在时代的洪流中依然笃定自信的那些人,忽然明白了自己要如何接受命运的安排。

面对时代浪潮,叩问自己的内心,但行前路、莫问前程。这便是对自己最大的真诚。

后来吴岭澜当上了西南联大的老师,他将这份人生信条传授给了他的学生,其中便有飞行员沈光耀。沈光耀驾驶飞机洒下食物,救下了许多孤儿。而他们又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出特定的抉择,将这股精神传承了下去。

我们的人生如此平凡与狭窄,但总会在某个角落,保留对崇高的期待。正如那些孩子们唱着歌,赞美一个时代的勇敢。



资料出自:任继愈:《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的人和事》、钱丹红《会说话的印章—记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治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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