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枪的那些事(下)

历史 26 2018-01-13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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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四支队韦家大屋旧址。

交谈中发现,我和佘馆长的个人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我们都当过兵,现在都已年过花甲,曾经都为建立新四军的纪念设施奔走呼号过。

他从部队退伍后,担任东港村支部书记,自感义不容辞,跑了不少部门,最终建起了这座纪念馆。我那边是在蒋家河口战斗六十周年之际,竖起一块纪念碑,并请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老领导们出面,请时任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的叶飞将军题写了碑名,万海峰、张铚秀等多位老将军也都题词纪念。

从工程量来看,这边的纪念馆比那边的纪念碑要大得多,内容也复杂得多。我问佘馆长,这些资料和实物是从哪来的。佘馆长说,这都是省市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党史部门的功劳,但我也亲手征集了一件,就是高敬亭女儿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

听他这么说,我再次来到陈列那封信的展柜前,驻足良久。

这是一封读起来令人伤感的一封信,它的背后承载着一段让人痛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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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四支队在东进征途上连战皆捷时,国民党桂系第五路军开进大别山,高敬亭闻讯自然十分不快,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却在背后吞食我的根据地。于是急忙召回东进中的七、九两团,同时致电新四军军部,要求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领导王明和军部的首长都特别讲究“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得知高的意图后,雷庭震怒,指斥高“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拥兵自重”。

尽管高随后又将七、九两团重新派到前线,但已经晚了,想整垮他的人抓住了这个把柄,岂肯轻易放下。小报告接二连三地打到军部,军部的首长本来就对“拥兵自重”特别敏感,面对这样的报告自然高度重视。

军首长特地从皖南来到江北指挥部,“解决高的问题”。在对高敬亭进行连续3天的批斗后 尚不过瘾,欲施枪毙而后快,并将此决定同时上报国共两党中央。

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中共中央方面迟迟不见回电,国民党的回电却很快到了:“奉委座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当初曾悬赏10万大洋要高敬亭的人头,今天你们共产党自己要杀他,何乐而不准!

军首长执行这个电令也异乎寻常地快,未等中共中央回电,就匆匆枪杀了这位抗日前线的悍将。

呜呼!抗战时期的最大冤案,就这样离奇地铸成了。不离奇吗?由国民党下令,共产党执行,枪杀共产党高级将领,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

这还不够,那些人还要 “肃清高敬亭的余毒”, 搞得四支队将士灰头土脸。

从此,四支队的赫赫战功不再有人提起。解放后,人们在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时,“东进第一枪”被再次提出,但这时的第一枪已不属于四支队,而是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在江苏镇江西南的韦岗所打的一次伏击战。在战斗发生地韦岗,竖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的顶端是一支直指蓝天的步枪,昭示着这里曾是“东进第一枪”发生的地方。

韦岗战斗无疑打得很漂亮,但它发生在1938年6月17日,距离5月12日的蒋家河口战斗,已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其中的原因是“你知道的”。

历史总是要恢复她的本来面貌,但必须有一个锲机。这个锲机,就是高敬亭女儿高凤英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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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死时年仅32岁。他的妻子史玉清在他死后遭受株连,被开除党藉,逮捕入狱,10个月的大女儿被迫送给一农户抚养,后被饿死。在狱中,史玉清生下了小女儿高凤英。

1975年10月,已经在解放军105医院工作的高凤英,在他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的支持和鼓励下,含着热泪向毛主席写了一封要求为他父亲平反的申诉信。

其实,对于高敬亭的死,毛泽东在案发后就已经非常不满。当初中央给新四军军部的回电,是要对高采取过渡的办法,即另派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调高敬亭到延安学习。但这个电报还没到,高已经被杀害。

为此,毛泽东气愤地电责新四军军部:“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1939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

毛、周、刘所说的话,可以视为中央最高层的态度,遗憾的是,这个态度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未形成正式的中央决定为高敬亭正名。尽管后来刘少奇在皖东纠正了部队中歧视原四支队人员的错误,但死者的冤屈仍背负在身。

如果说,战争年代无暇厘清这类敏感的冤案,那么,解放后20多年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呢?要知道,当时的高敬亭是挂着少将衔的支队司令员,这样大的案子居然不管不问,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高凤英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我父亲是革命者,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者又为什么被杀呢……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此时的毛泽东尽管已病魔缠身,但思维仍然清晰。见到信后立即批示:请汪东兴查办,并将结果告我。

一年后,毛泽东逝世,但那个批示的效力还在。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正式通知,为高敬亭平反昭雪。其后,国家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高敬亭的冤案澄清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抗战业绩,也随之陆续回归青史。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率先推出蒋家河口战斗,还原其东进第一枪的历史地位。

2002年9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由中央批准出版的执政党史书,是正史。这部史书对抗战初期新四军的对日作战,按支队的序号先后作了概述,其中关于韦岗战斗和蒋家河口战斗 ,有如下定论性文字:

“在江南,粟裕率先遣支队于(1938年)4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截击日军的汽车队,消灭一股敌人,取得江南新四军的第一个胜利。”

“在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的率领下,于(1938年)4月间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月12日,在皖中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歼敌一部。这是江北新四军取得的首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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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吧,高敬亭将军。您的抗战殊勋已永载史册,您所打响的东进抗日第一枪,将会永远激励着江淮儿女积极探索、勇争第一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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