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欺骗=灾难——《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阅读 15 2018-01-13 11:57

自秦至清,皇权与它的对抗者一直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宋朝以前,皇帝和世家大族的对抗比较粗暴直接,一不小心就是你死我活,秦末项羽、晋朝司马师、隋朝杨坚、唐朝李渊、宋朝赵匡胤,这些世家大族代表人物都是上一个王朝的颠覆者;宋朝开始,由于造纸术的发明及其推广,知识可以廉价传播,普通人也读得上书了,科举考试真正落地,皇帝终于找到了可以借力对抗世家大族的一群人——寒门读书人,也就后来的文官集团。

从秦到清,皇权不断加强,也是一条清晰的脉络,仍是伴随着世家大族的式微和寒门读书人的兴起。简单一个例子就是礼仪的变迁,宋以前,大臣和皇帝几乎是平起平坐的,路上马车相遇,谁让谁还不一定;每一代皇帝都思考过如何强化自己的权力,当然很多人并不至于想想而已,那些雄才大略的往往会有大动作,比如汉武帝的推恩令,又如朱元璋的废除宰相,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发力,至清,所有大臣都要向皇帝下跪、自称奴才。

但皇帝就真可以为所欲为吗?你一定小看了文官集团这批人。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一定要相信精英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本《叫魂》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孔飞力,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在国际上学术地位超越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一窥皇权、官僚、民众之间的互动,清朝官场运作套路以及官僚体制特色,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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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由来及其大众的恐惧

1768年,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

1月下旬,浙江德清县一个沈姓农夫,要求修桥石匠将一张写有他侄儿名字的符粘在桥桩上,用锤子砸这张符,以便帮其发泄私愤。石匠跑到县里揭发检举了沈农夫。沈农夫以涉嫌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罪名被县衙逮捕。

这是清政府官方史料正式记录的第一例“叫魂案”。书中提及案例有:
1月 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 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月 苏州张乞丐剪辫案 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月 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 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 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月初 觉性和尚案

概貌即是,首发浙江,至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作案嫌疑人以流动人员为主,作案手段千奇百怪,由于案件过多,不得不上报朝廷。

年底,案情真相大白,叫魂案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假错案,有的只是自欺欺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沮丧失望之余,乾隆只得偃旗息鼓。

叫魂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为什么缘起浙江?

十七世纪处,由美洲引进的各种新作物(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适于在干燥高地上生长的作物)在中国大面积耕种,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征战年代人口锐减的现象已经扭转,人口激增的环境已经形成。同时,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持续流入,提高了中国的商业活力。到了18世纪下半叶乾隆年间,中国已经有了3.4亿人口,其时民间30岁为祖很常见。而历史上中国人口超过1亿就会出现大规模冲突,重新洗牌,新王朝建立。

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的说法,在人口压力下,清朝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这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所说的“内卷化”——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人多了之后,自然就有一个现象,流民四起,流民向哪跑呢?自然是最富裕的地方,也就是时下的江南鱼米之乡,这正是起源于浙江的原因;哪种身份最好讨饭呢?僧人或道士,美其名曰化缘,还有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能力加持,这恰恰成了后来各地僧道被枉害极多的原因。

大众的恐惧

作为某地原住民,当一些无根无基的人越来越多出现在你的眼前?你慌吗?当然,对于这种不受控制的流动自然会产生焦虑。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恐惧越是根深蒂固。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僧道常为死人做法事、同鬼魂世界发生交往而受到了污染,离得越远越好。

另一方面,作为僧道,怎样高效地获得食物?自然是展示和吹嘘自己的法力,甚至会胁迫当地人获取食物。

本来就怕陌生人,他们还与阴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还有超自然力量,我们不整你整谁?

大众的小心思

人性是一个多元政体,在好的制度诱导下可能光辉熠熠,遇到坏的制度就容易出现道德滑坡,迎来人性的至暗时刻。

权力是普通民众的稀缺品,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发现,自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那就是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

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乾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乾隆的恐惧以及案件定性

“叫魂案”发生在乾隆朝的鼎盛期。虽天下太平,但乾隆对自己的要求是永不懈怠、励精图治,当他从各地耳目得知下面的官僚集团对“叫魂案”隐情不报,再也坐不住了。因为他,有着深沉的恐惧:

1.君权神授的完整性与持久性需要通过皇家不断从事的礼仪活动而反复得到验证。这种礼仪活动就是超自然的,而民间普遍流行超自然活动,是不是对皇权的挑战?同时,民间叫魂一说搞得人心惶惶,这不是乱世征兆吗?

2.“叫魂案”的作案手段是偷剪别人头发,乾隆担心引发汉人对“留头不留发”的痛苦记忆,进而动摇满族统治中原的合理性。

3.官场恶习需要清理,行政机构效率下降,官员们总是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4.满族精英的腐朽堕落需要涤荡,一切都源于“浮靡喜事”的江南士民风尚,侵蚀了各种就任的满族中坚分子,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

乾隆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乾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

于是,“叫魂案”被定性为“反叛政治案件”。

吊诡的是,乾隆最初得知“叫魂案”,一直在避免与“谋反”扯上关系,仿佛他知道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这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后来两害相权取其轻。


官员集团的措施

官员集团也有恐惧,两个方面,喜怒无常的皇帝和汹涌澎湃的流民。

“叫魂案”刚出现时,江浙地方官员大多选择了简单处罚、息事宁人。但此类案件越来越多,不得不向上报告,没想到还引起了乾隆重视。在乾隆持续高压之下,地方官为了迎合上面,大肆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制造冤假错案,以显示忠于职守、政绩斐然。

当然,一些中高层的官员是看得比较明白的,当隐情不报未能达到效果,各种补救过失的措施便应运而生了,这真是异彩纷呈,充分展示了文官集团对专制权力谨慎而广泛的抵制。

这些行动不像是协调一致的,说它们深思熟虑也没有证据。但是,要抵制专制权力并不需要通同作弊或苦心经营。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

  • 阳奉阴违:吴绍诗在江西

江西没有其他省份的那种刑求和伪证。也就是说,巡抚吴绍诗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吴绍诗安然度过了这一危机:乾隆不但没有斥责他,反而在第二年任命他为刑部尚书。由于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也可能由于他的顶头上司、乾隆的姻亲高晋的袒护,要对他不愿加入这场集体游戏的行为予以惩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吴坛,吴绍诗的二儿子,江苏按察使。在受到乾隆严厉指责办事不力之后,他干了一件极其擅长的事——迅速把压力传导到下级,底层经办人员找不到真凶,没办法,决定用苏州教派信徒来交差,暂时满足朝廷清剿的胃口,蒙羞的吴坛也可藉此来表现他的责任感。

乾隆命令严惩这些教徒以做效尤。
一个问题出现了,苏州教派早在1677年就开始在苏州及其周围地区活动,以前的官员都干什么去了?

又一场闹剧开始了。一大批官员被追责,包括68个知县,22个知府,14个道台,32个按察使,29个布政使,26个巡抚,以及14个总督。其中许多人早已死了,有些因在此任职不到六个月而得到豁免,还有一些则因参与破案而不予追究。前江苏巡抚尹继善现为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被罚俸九个月。一个大清顶级官员,9个月不领工资,算多大回事,你自己去思考。当然,在吴坛和江苏省的其他官员们看来,这可能是用来应付来自乾隆的无情压力的一种适当代价。

  • 集体上船:觉性案件

湖广总督定长不辞辛劳,跑了600多里路,亲自参与觉性和尚冤案的审判。回到武昌后,他立即向乾隆奏报妖术清剿段有进展。

乾隆大怒,在朱批中呵斥道:“以汝伎俩恶术,不过又皆审处完事。汝安守汝总督养廉耳?不知耻无用之物,奈何?”

什么意思?清朝没有一条规章要求在府的审判必须有总督在场。
那我们可以得出和乾隆一样的结论——该省官员在乾隆面前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如果乾隆不满意他们的清剿结果,他就必须惩罚一大批官员。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存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来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官员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卡尔·曼海姆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

为什么?因为安全嘛。

叫魂案中的许多例子表明,官僚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人习惯的、日常的轨道。无论如何,尽管在办案中未能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了。对一个勤勉的官僚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公务来搞得自己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比如,从理论上说保甲制早就建立了,但实际上永远有整顿和强化的必要。在清剿妖术时,南京布政使就曾一本正经地建议整顿保甲以清查在南京地区的每一个人。

乾隆是明白人,他知道这只不过是装模作样以逃避吃力不讨好的搜索叫魂案犯的责任。他因而朱批道:“此属空言,汝外省官员习气实属可恶。”

当把缉拿叫魂案犯变成日常公事,地方官员们便回到了既为他们所熟悉又不受短期考评约束的方法(如保甲制)。一个官员可以指望,在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还未经考核前就被调任,案件于是也从紧急渠道转入了对地方官员更为安全的常规渠道。


从叫魂案被乾隆定性为反叛政治案那一刻,“嘭”的一声开始,后无疾而终不了了知,“嘘”的一声结束。

皇帝恐惧、官员恐惧、大众恐惧,他们自欺,他们欺人,当恐惧遇到欺骗,那就无限接近了灾难。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感兴趣的还可以去前面看去年的一篇旧文《太祖的焦虑》,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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